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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章 流转（第1页）

早晨七点五十，林凡把打印好的草案第三版放在张怀民桌上。纸张边缘裁切整齐，装订线笔直，像一份等待检阅的士兵。

张怀民八点整准时出现。他放下公文包，拿起那份草案，没有马上翻看，而是先用手掂了掂重量——足足有三十页厚。然后他戴上眼镜，从第一页开始。

林凡回到自己座位，装作整理文件，眼睛却不时瞟向那边。他看见张怀民看得很慢，有时会停下来，用铅笔在页边做记号。那些记号很小，从林凡的角度看不清内容。

整个上午，张怀民都在看那份草案。中途接了三个电话，都是简短应答，目光始终没离开纸页。十点半，他翻到最后一页，合上文件，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。

“林凡。”

林凡立刻起身过去。

“坐。”张怀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“草案整体结构可以。但有几个问题。”

他从第一页开始翻，翻到第三页时停住：“这里，评估阶段的划分，你说‘第一阶段侧重经济性，第二阶段侧重技术性’。财政会问：如果第一阶段评估结果就不理想，还有必要进行第二阶段吗？”

林凡愣住了。这个问题他没想过。

“应该……有吧？”他试探着说。

“应该？”张怀民抬眼看他，“在机关里，没有‘应该’，只有‘必须’或者‘不必’。你要给出明确的程序性规定：第一阶段达到什么标准，才能进入第二阶段。否则就会给财政留下否决的理由。”

林凡点头，拿出笔记本记下。

“还有这里，”张怀民翻到第十二页，“关于评估机构的监督机制，你写了‘可进行随机抽查’。‘可’字太弱了，要改成‘应’。抽查不是可选动作，是规定动作。但频率和方式可以灵活。”

一页一页，张怀民指出了七个类似的问题。每一个问题都指向同一种逻辑漏洞：草案给了各方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，而自由裁量在体制内往往意味着风险。

“记住，”张怀民最后说，“好的制度设计，不是让好人更好做事，而是让坏人没法做坏事。你的草案要经得起最挑剔的眼光、最坏的人心的检验。”

林凡抱着那份画满记号的草案回到座位。午休时间，他对着那些批注一条条修改。把“可”改成“应”，把“建议”改成“要求”，给模糊的表述加上具体标准和时限。

下午两点，第四版草案完成。这一次，林凡自己先读了三遍，想象自己是财政厅的人、建设处的人、规划处的人，从各自的角度挑刺。每发现一个可能被质疑的地方，就再改一次。

三点，他把草案再次交给张怀民。这次老科长看得快了些，半小时后抬头：“可以了。现在走流程。”

“流程？”

“先给处里其他同志传阅，再报分管领导审签，然后才能正式发出去。”张怀民把草案递给李静，“李静，你组织传阅，今天下班前要看完签字。”

李静接过，熟练地翻到最后一页——那里有一张“文件传阅单”，列着办公室所有人员的名字，后面跟着“阅”“拟办意见”“签名”等栏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