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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章 帝舅之尊（第2页）

高肇家族既非拓跋崛起所赖的代人，又与华北名族的社会网络无关，骤得权势，超然于宗室及旧族之上，当然会被权贵社会视为异类，和那些被列入《恩倖传》的人物差不太多。《北史·外戚传》：“（高）肇出自夷土，时望轻之。”表面上是针对高肇的出身，其实是因为他过于突然地闯入了权势阶层。权势是限量供应的绝对奢侈品，在高等级社会内也存在着血与火的竞争，现在一个外人未经竞争而轻松攫取，可想而知，他必定成为整个高等级社会的眼中钉。

然而，皇帝制度又在法理上决定了一切政治权力都不过是皇权的延伸，也就是说，皇帝既是一切官爵合法性的来源，也是一切官爵的终极分配者。皇帝制度内在属性之一，就是皇帝可以突破已有制度。由此决定了官职竞争中总有弯道超车者，也总有火箭式干部。当宣武帝这样一个内心安全感甚弱，对外界难以信任的皇帝在位，他总是更容易信任那些与他有个人性联系的人。那么很自然的，他会信用当他还处在弱势地位时与他亲近的人，也就是东宫时期和亲政之前的侍卫、御医、宦官等等，再就是与他母亲有关联者，包括宫女和外戚。高肇兄弟“数日之间，富贵赫奕”，要放在这个背景下理解。

高肇以帝舅之尊，深得宣武帝信任，封以高爵，授以重官，只要这种信任不变，朝野内外是无人能奈他何的。但加官晋爵是一回事，操弄权柄是另一回事。有名有位，只是理论上有权有势，要实际上享受权势而不是被权势吞噬，还需要一定的个人条件或个人努力。《北史·外戚传》称高肇“及在位居要，留心百揆，孜孜无倦，世咸谓之为能”。显然他具备一定的政务能力，而且他还喜欢做事。这样一个与既得利益集团全无联系的人，有政务才能又热衷政务的人，母舅之亲，把他放到尚书省长官的位置上，年轻的宣武帝就有了控制朝政的安全感。高肇虽一开始只是担任尚书右仆射，但尚书令元嘉“好饮酒，或沉醉”，不爱管事（或不敢管事），高肇实际上控制了朝廷政务。有了宣武帝的信任和支持，可以说高肇在官僚体系里不需要担心遭遇抗衡或威胁。

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高肇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实际上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高肇并不是宣武帝最亲近的人。有人比他更靠近皇上，更懂得怎样与皇帝相处，也更得皇上信任，他们就是《恩倖传》重点写的赵修和茹皓等侍卫出身的亲信。跟他们比起来，高肇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他能够让宣武帝对他的信任保持长达十三四年，可以说始终不渝。而赵修、茹皓这样的亲信，固然一时亲宠无两，但他们都没有能力长期维持宣武帝对他们亲宠的热度。而且，当六辅消散，权势为宣武帝亲信人群所独享时，这个人群内部势必存在着权势分配的竞争。高肇能够成功上升，就因为他在所有竞争中都胜出了。当竞争对手一个一个被扳倒，高肇就成为宣武朝一个耀眼的政治现象。

据《魏书·恩倖传》载宣武帝黜落赵修的诏书，赵修最后的官职是散骑常侍、镇东将军、领扈左右，三者之中最有实际意义的是领扈左右。领扈左右，即领左右，是皇帝禁卫系统中最内层、靠近皇帝的卫士长（北魏末年的权臣如尔朱荣都要亲自兼任这个低级别武官）。赵修在东宫只是“白衣左右”，宣武帝即位后“仍充禁侍，爱遇日隆”，至迟在宣武帝亲政后就开始担任领左右了。宣武帝这封诏书写得十分讲究，显然是高聪、邢峦这一级别文士的作品。诏书为宣武帝开脱，说赵修“昔在东朝，选充台皂”，指赵修以白衣左右的身份服务于太子宫，在这个过程中与宣武帝建立起个人感情，所谓“幼所经见，长难遗之”。诏书以此解释为什么即位后不只要用他（“故纂业之初，仍引西禁”，东指太子宫，西指皇宫），而且还要重用他（“识早念生，遂升名级”），尽管他是不值得重用的（“地微器陋，非所宜采”）。

赵修的高光时刻并不长，延续了不到两年。他在宣武朝所做的事情中，长期政治影响最大的，是说服宣武帝立于劲的女儿为皇后。据《魏书·世宗纪》，景明二年九月己亥（501年10月5日），即处死元禧三个多月后，“立皇后于氏”。《北史·后妃传》记宣武顺皇后于氏：“以嫔御未备，因左右讽喻，称后有容德，帝乃迎入为贵人，时年十四，甚见宠爱，立为皇后。”这个能对宣武帝施加影响的“左右”，就是赵修。于劲是领军将军于烈之弟，于劲应该与其家多人一样，都在禁军任职。他们在宣武帝夺权和挫败元禧谋反的斗争中立下大功，因而也与宣武帝身边的亲信侍卫建立了私人联系。

《魏书·恩倖传》：“初，于后之入，（赵）修之力也。”一年多后赵修被捕时，他正在于劲家玩游戏（樗蒲），尽管可能是于劲受命为稳住他而特意招他来玩（如此怀疑是因为赵修被捕后带到领军府受审），于劲和赵修关系亲密是无疑的。《魏书·恩倖传》：“（赵）修死后，领军于劲犹追感旧意，经恤其家，自余朝士昔相宗承者，悉弃绝之，示己之疏远焉。”史书不记于劲为领军的时间，我猜可能在景明三年八月。《魏书·于烈传》：“顺后既立，以世父之重，弥见优礼。八月，暴疾卒，时年六十五。”于烈死后，于劲继为领军。

景明三年八月也是赵修偏享皇上亲宠的最后时刻。这之前，每次赵修升官，他都在家里大摆筵席，宴请宣武帝及王公百官。《魏书·恩倖传》：“每受除设宴，世宗亲幸其宅，诸王公卿士百僚悉从，世宗亲见其母。”赵修酒量奇大，宴席上凭自己酒力强劝客人暴饮（“逼劝觞爵”，劝人一碗，自己也得喝一碗），即使贵如北海王元详、广阳王元嘉，都被他折腾得吃不消（“必致困乱”）。宗庙祭典时，皇帝总是让赵修和自己同乘一车。而且，赵修还获得了在皇家北苑华林园骑马的特权，从那里一直骑到禁内。

《魏书·咸阳王禧传》也把元禧谋反归因于“赵修专宠，王公罕得进见”。《魏书·恩倖传》：“（赵）修起自贱伍，暴致富贵，奢傲无礼，物情所疾。”所谓贱伍，就是最低等级的士兵（白衣左右）。何况赵修没有受过教育，“不闲书疏”，“不参文墨”，自然为内外朝臣所敌视。不过只要赵修跟皇帝在一起，别人再敌视也没有办法。到景明三年秋，赵修回乡葬父，他意识不到，这次与皇帝的短暂分离，是他告别荣华的开始。

不仅意识不到危险，而且他可能还误以为这是展示权势的大好时机。赵修家在赵郡房子县（今河北赞皇），他先把大宗物资如在洛阳制作的碑铭、石兽和石柱等，先送到房子去。赵修为亡父所制碑铭，是请高聪写的。《魏书·高聪传》：“赵修嬖幸，聪深朋附，及诏追赠修父，聪为碑文，出入同载，观视碑石。”赵修从洛阳出发时，一行丧车近百辆。路上所有花销，都从官出。《魏书·恩倖传》：

（赵）修之葬父也，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，酒犊祭奠之具，填塞门街。于京师为制碑铭、石兽、石柱，皆发民车牛，传致本县。财用之费，悉自公家。凶吉车乘将百两，道路供给，亦皆出官。

恰好这时宣武帝要到邺城阅兵讲武。据《魏书·世宗纪》，景明三年九月丁巳（502年10月18日）“车驾行幸邺”，这是从洛阳出发的时间，二十天后，宣武帝在邺城以南“阅武”。赵修参与了这个过程。阅武结束，赵修要告别皇上，北上回乡了。可是宣武帝另有展示神射的计划，他要赵修陪他直到御射结束，赵修的行程因而拖延了一个月。这次御射在史书上又写作“马射”，御射的地点是“射宫”。十月庚子（502年11月30日），赵修和宣武帝乘同一辆车进入射宫，可是从东门进入时，车上的旒竿撞断了，后来这被视为赵修的不祥之兆。御射结束，赵修赶回赵郡。因担心赶不上早已确定的葬期，宣武帝允许他“驿赴窆期”，就是利用国家的高速驿传系统。同时，“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”，即宣武帝所派遣，以及自愿要求跟随赵修回乡的御前侍卫，还有几十个人。据说回乡路上赵修做了很多坏事，全无葬父之悲戚，还聚众奸掠妇女。不过我猜，这些罪行都是扳倒赵修时临时拼凑的，未必属实。

前面提到的宣武帝黜落赵修的诏书，在列举赵修罪失后说：“法家耳目，并求宪网。”意思是，向他检举揭发赵修罪行的两个人，分别上书请求处理赵修。法家指御史中尉甄琛，职在司法监察，耳目指王显，虽然那时官廷尉少卿，但“仍在侍御”，为宫内第一御医，在宣武帝眼里还是耳目和左右。据《魏书·甄琛传》，甄琛是朝官中巴结赵修最卖力的三个人之一（另两个是李凭和高聪）：“于时赵修盛宠，琛倾身事之。琛父凝为中散大夫，弟僧林为本州别驾，皆托修申达。”甄琛巴结赵修的实际好处，是为老父谋得一个中散大夫，为弟弟谋得本州别驾，其实都无职无权，图的不过是个虚名。甄琛表劾赵修，在宣武帝决意拿下赵修之后，是被动仓促的自救行为。真正撬动赵修的是王显。

王显跟赵修一样为宣武帝东宫旧人，同样在对六辅的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，而且也是和皇帝日常厮混在一起，极为亲密。王显跟赵修本来关系不错，但不知怎么发生了争执，王显竟暗暗起了敌忾之心。《魏书·恩倖传》：“初，王显祗附于修，后因忿阋，密伺其过，规陷戮之。”只是赵修自己全无觉察（“都不悛防”），还忙着回老家当孝子。就在赵修离开的这段时间，王显本人，以及他指挥下的左右侍从，开始在皇帝耳边灌输赵修的种种劣迹，所谓“因其在外，左右或讽纠其罪”。效果明显，即使宣武帝还没有决心抛弃他，也不如以前那么喜欢他了，即所谓“自其葬父还也，旧宠小薄”。

这种情况下，很可能在景明四年春夏间，王显启动了最后一击，密表赵修罪行，包括回乡途中“淫乱不轨”，私匿民间所献玉印（玉印非人臣所宜有），违规扩建私宅，等等。《魏书·恩倖传》说“高肇、甄琛等构成其罪”，实际过程应该是，宣武帝认真对待王显的控告后，把尚书省长官高肇和御史台长官甄琛叫来，也许还有别人，问他们的看法，他们都支持王显。这样宣武帝只好下决心，也才有甄琛的正式表奏，及随后宣武帝的诏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