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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章 高肇之死（第2页）

大约与此同时，高英就被（孙伏连，甚或加上王显）建议，启动子贵母死旧制，杀掉孝明帝的生母充华嫔胡氏。这种事交给内宫宦官大头目刘腾去执行，刘腾（肯定是犹豫之下）告诉了有禁军右卫将军身份的侯刚，侯刚立即报告禁军统帅于忠。于忠问崔光怎么办，崔光回答：“宜置胡嫔于别所，严加守卫，理必万全，计之上者。”

可以说，正是因为高英想利用子贵母死旧制除掉胡氏，提醒了于忠和崔光，使他们骤然瞥见了一条劈开眼前困局的大路——除掉高肇，皇后（很快就会是皇太后）怎么会善罢甘休呢？必定留下将来的巨大祸患。现经高英提醒，他们看到，孝明帝的生母恰恰是制衡高英的最佳人选，那就再没有什么后患可言。这样，于忠就可以对宫廷内外的高氏势力痛下重手了。

首先要除掉王显。《魏书·术艺传》：“（王）显既蒙任遇，兼为法官，恃势使威，为时所疾。”说王显过去几年因卖力地纠察百官，得罪人很多。现在到了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，除掉他也不会引起朝野议论。“朝宰（即于忠）托以侍疗无效，执之禁中，诏削爵位。”于忠要除掉王显，借口是王显作为第一御医对宣武帝之死负有责任，所以直接在禁中把他抓了起来，宣诏免官削爵。这里提到的诏书，一定不是高英批准的。说明于忠等人已撇开高英，不再遵守故有的程序。可以推测，这时高英身边为她卖力的宦官孙伏连等，也都被清除了，高英已成真正的孤家寡人，不再是一个威胁。

王显被捕后，连口喊冤，抓捕他的直阁（御前侍卫）“以刀镮撞其腋下，伤中吐血”。以刀镮撞击两胁，造成内脏损伤，表面却看不出来。卫士把王显押解到宫城以南、阊阖门外、铜驼街西的右卫将军府，那里是侯刚的地盘。王显到右卫将军府后“一宿死”，高肇在朝中最有力的盟友就这样不复存在了。

非常可能，以上这一切都发生在宣武帝驾崩的丁巳（2月12日）夜至戊午（2月13日）晨之间。

这个混乱却关键的夜晚过去之后，到第二天，诏告百官，大赦天下。第三天（己未，2月14日），派人前去追赶高肇等西征诸将，下令罢军回师。《魏书·肃宗纪》：“己未，征下西讨东防诸军。”到这一天才正式通知西征大军（以及派到东边配合西征以防萧梁的军队），显然是因为针对高氏势力的内外安排需要两天才基本停当。这些安排中，一个重要却不大为人注意的人事调整，是让元匡接任王显空出来的御史中尉职位。宣武帝中后期，朝臣中曾公开顶撞高肇并遭受迫害的，只有一个元匡。据《北史·景穆十二王传》所附《元匡传》，元匡“性耿介，有气节”。《魏书·景穆十二王传》附《元匡传》：“（元）匡与尚书令高肇不平，常无降下之色。”《北史》还有一段更形象的文字：

时宣武委政于高肇，宗室倾惮，唯匡与肇抗衡。先自造棺，置于听事，意欲舆棺诣阙，论肇罪恶，自杀切谏。肇闻而恶之。后因与太常卿刘芳议争权量，遂与肇声色。

于是御史中尉王显弹奏元匡，有关部门“处匡死刑”，宣武帝则只是把他“降为光禄大夫”。元匡极有个性，所造的棺材对付高肇没有用上，存放在一所寺庙里，后来他跟任城王元澄对抗上了，又想把这棺材抬出来用。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于忠和崔光要利用他和高肇的仇怨，把他紧急提拔为御史中尉，让他在肃清高氏势力方面发挥作用。当然，一个如此耿介强直的人，不会一心只当别人的棍棒，不会一直受派别集团的边界限制，最终也会回过头乱打一气。后来元匡把火力先后对准于忠和元澄，给他自己带来巨大的麻烦。当然这是后话。

己未这一天，还出现了于忠和崔光不曾料到的紧急事态。当他们安排辅政人事时，只想到用“属尊望重”的元雍来压倒高肇，却没有想到宣武帝的几个弟弟也有自己的想法。特别是宣武帝的同母弟广平王元怀。对他来说，高肇也是舅舅，高英也是表妹，一起共事完全没有障碍。大概正是怀着这个念头，他在己未这一天入宫，把重要官员都叫过来，表示要哭临大行皇帝，还要见小皇帝。这么做，摆明了是要夺取辅政大权。《魏书·崔光传》：

帝崩后二日，广平王怀扶疾入临，以母弟之亲，径至太极西庑，哀恸禁内，呼侍中、黄门、领军、二卫，云身欲上殿哭大行，又须入见主上。诸人皆愕然相视，无敢抗对者。（崔）光独攘衰振杖，引汉光武初崩，太尉赵憙横剑当阶，推下亲王故事，辞色甚厉，闻者莫不称善，壮光理义有据。（元）怀声泪俱止，云：“侍中以古事裁我，我不敢不服。”于是遂还，频遣左右致谢。

宣武帝似乎很不待见自己这个同母弟，从没有让他进入权力中心。即使不考虑这个因素，如果于忠和崔光把他拉进辅政的核心圈子，他一定会保护高肇，那样整个局面就会大变。但要堵住元怀夺权之路，不能只靠崔光效法东汉赵憙“横剑当阶，推下亲王”，还得在人事格局上让元怀不好再争。《魏书·肃宗纪》：“庚申（2月15日），诏太保、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，决庶政，又诏任城王澄为尚书令，百官总己以听于二王。”这样就在形式上确定了元雍、元澄二王辅政的格局，二人的资历是其他宗王都比不上的，元怀自然不敢再争。这也决定了朝堂内外，再没有人为高肇说话。

接下来，洛阳上层都紧张地关注着西边的消息。虽然难知细节，以情理推，孝明帝“告凶问”的诏书从发出到抵达至少要十来天，“朝夕悲泣，至于羸悴”的高肇赶回洛阳，也需要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，那就到了二月上旬。可想而知，洛阳朝廷对他每天的行程一定十分清楚，报告他行踪的人员一日多批地出入洛阳，络绎于道。二月庚辰（515年3月7日），高肇抵达洛阳西郊，驻马不进，宿于城西的瀍涧驿亭。而同一天，洛阳宫里举办隆重仪式，尊皇后高英为皇太后。两件事发生于同一天，一定不是巧合。洛阳宫上演这场戏，当然是做给高肇看的，目的是让高肇安心进城。

据《北史·外戚传》，高肇住进瀍涧驿亭后，家人前来相迎，恐怕也是执政者特意放出来转告有关皇太后的消息。心事重重的高肇不见家人，继续他的忐忑不安。次日一早（515年3月8日），高肇从驿亭出发，东入洛阳，“直至阙下，缞服号哭，升太极殿，尽哀”。高肇在宣武帝的梓宫（棺材）前大哭一场，行礼完毕，司礼官引导他往西，似乎是到太极殿西侧的西柏堂见高阳王元雍，见之前先到紧挨西柏堂的舍人省（中书舍人值班的地方）休息。

元雍和于忠早已安排十多名直寝壮士埋伏在舍人省内，其中有后来成为北魏后期著名将领的伊瓫生。司礼官引导高肇走过太极殿西庑，前往舍人省时，在一旁行丧守孝的众多王公贵人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难免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语，其中就有曾和高肇发生过正面冲突的清河王元怿，以及一直小心翼翼不敢得罪高肇的任城王元澄。照说广平王元怀也应该在场，如果他在场，大概是会有点为舅舅感到难过的。高肇一踏入舍人省，“壮士搤而拉杀之”。然后辅政诸人“下诏暴其罪恶，称为自尽”。因暂时不愿牵扯太广，诏书特别强调“自余亲党，悉无追问”，只对高肇本人“削除职爵，葬以士礼”。一直等到黄昏时分，街上行人稀少之时，“乃于厕门出其尸归家”。

据《北史》，高肇的败亡在出征时已见其兆。从洛阳出发前，他跟西征诸将二十多人一起，进入皇宫，到太极殿东堂辞别宣武帝，“亲奉规略”。入宫时，高肇的坐骑留在太极殿宫院的西门神虎门外，这匹骏马突然“无故惊倒，转卧渠中”，极其狼狈地倒在门边的沟渠里，马背上的鞍具都折腾得破碎了。这一场景，当然足以引发“众咸怪异”。高肇辞别皇帝，出了神虎门，正待上马启程，却见到这番景象，“恶焉”。对事后诸葛亮们来说，这算是预言了三个月后高肇的下场。

⊙ 赵超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》（修订本），第107—109页。

⊙ 元苌墓志，志题“魏故侍中镇北大将军定州刺史松滋成公元君墓志铭”，2002年出土于河南济源，现藏河南博物院。对墓志的介绍和研究，见刘莲香、蔡运章《北魏元苌墓志考略》，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6年第2期;以及刘军《北魏元苌墓志补释探究》，《郑州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5期。对墓志所称“铨量鲜卑姓族四大中正”的研究，见凌文超《鲜卑四大中正与分定姓族》，《文史》2008年第2期。